自从上个世纪打开国门后，数以十亿的廉价劳动力赋予了“中国制造”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，甚至以一国之力创造了全球长达20多年的低通胀时代。但进入21世纪第十个年头之后，却以不可逆转之势发生着改变。虎年春节一过，中国沿海各省市纷纷出现劳工告急，同样的工资待遇再也难以招到同样数量的工人，这也掀起第一轮提高最低工资待遇的大潮。而足以证明“民工荒”不是历史偶然现象的是，4月份出现的富士康“连环跳”最终引起了劳动力工资的“连环涨”。上海、江苏、广东等14个省市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，调整幅度均超过10%，个别地区超过20%。
劳动力成本是“中国制造”得以遍布全世界的关键因素，全球市场享受这个好处已经很多年了。因此，“涨薪潮”自然带来了国内外的担心，“中国不再是世界廉价工厂”、“中国低成本时代已经结束”、“外资可能大量迁离中国”的说法甚嚣尘上。有不少分析认为，中国不再具有以往的那种竞争力，一个时代已经结束。
事实是否如此呢?
客观地来看，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之后，中国经济确实已经到了一个转变的节点：劳动力由丰富正走向相对短缺，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也让“绝对的廉价”成为历史。对于这个大的趋势，应该有清晰的认识。但更要注意的是，虽然劳动力成本上升足够客观，影响却是有限的。因为工资仅仅是制造业综合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。曾有一位从事服装行业的人士这样评价中国在制造业的优势：“我会把亚洲的加工点全部放在中国内地，因为中国工人的性价比最高。”她举了一个例子，同样一块面料，中国工人能做出10件衣服，而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工人能做出8件，蒙古的工人只能做出6件，大量原料被残次品消耗掉了。中国工人不仅节省原料，工作节奏也更快。综合算下来，还是中国工人创造的利润更大、成本更低。可以说，“去廉价化”的背后，中国制造的综合成本优势依然存在。
除此之外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不会大幅削弱“中国制造”的竞争力，国际市场完全可以消化。在“中国制造”的价值链中，劳动力成本只占总体生产成本的约1/3;而西方商品的最终零售价是中国出口价格的3-4倍。因此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约占西方最终零售成本8%-9%。即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翻番，西方的最终零售成本只需提高8-9个百分点即可。换句话说，国际市场的消费者有能力接受成本的转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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